Happy Ending！
关于柏林墙的故事，刚刚好是1989字。
代号、逃离方法、摇滚乐手的话等均为真实事件。
1961年8月13日凌晨，柏林被带刺的铁网一分为二，民主德国方面将此次行动代号为“玫瑰”。
玫瑰也是带刺的。
高等隔离工事具有铁丝网、混凝土墙、钉床、高压电网、反车辆壕沟、瞭望哨等设施。水域上被设下浮标，下水道中被牵起镰障，《开枪射击令》被签署，士兵们被授意击毙试图越界的人。
柏林被劈砍出了一道绵延169.5公里的疤痕，亘在不同的意识中央。
基尔伯特和路德维希谁都不知道这次行动。基尔伯特无权得知，路德维希不必得知。
当他们得知时同时冲向了那面墙，水泥是冰冷的灰色，金属子弹闪耀如星。守卫的士兵喊：“停下！否则立刻开枪！”
路德维希站在西柏林空荡荡的墙这边想，哥哥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
基尔伯特没有停下，他继续向前狂奔，跳过铁丝网，跑进死亡隔离带。起风了，凄厉地呼啸。
然后他被一颗子弹所击中，炸出一片赤红的鲜血，倒在地上，微小却刺眼的污渍。
基尔伯特并没有死。
平凡的普通人开始尝试逃离。逃向缤纷的资本；逃向另一个德意志；逃向更漂亮的橱窗。他们要翻越这道文明的疤痕，却比攀登自然的野蛮的山峦更艰难。
他们在墙根挖掘地道，在楼顶安装弹射。自己焊接的潜艇沉在深深的水下，自己缝纫的热气球漂在远远的空中。他们开车，大客车或小轿车，踩死了油门撞向已知的枪口和未知的自由。
有七百人为之死去，五千人赚得成功，六万人被投入了监狱。
作为国家意识体路德维希必须长时间待在波恩。他的心绪牵在那块480平方公里的飞地上，那是德意志的心脏。
他跳上过盟军往西柏林空投燃料的飞机，往下看时忽然有了一个疯狂的念头——他心跳加速，这种激动很像是1939年的秋天，他踏进驶往波德平原的坦克宣布出发。
基尔伯特完全不一样。他只需要聆听来自莫斯科的指令，更多的时候他总到勃兰登堡门去——东德人向柏林墙所能到达的，最远的地方——坐在那里，消磨被禁锢的时光。
那是勃兰登堡门啊，那是贝什米特的荣光。十八世纪时路德维希和基尔伯特站在腓特烈身后，看随他下令红丝绒幕落，阳光正当盛，胜利女神闪闪发光。
基尔伯特坐在废弃的花坛上弹吉他。老旧的木吉他，第二根弦低了半个音。他什么都没有唱，沉默地用力拨出一串古老的日尔曼民谣。落日余晖是冷的，映照的万物却像燃烧。门顶正中的雕塑被称为“归来的马车”，她张开翅膀，一度离开又回来。她死在炮火连天中，只剩一个青铜马头。
那里曾经应该有只戴着普鲁士王冠的鹰鹫，他模模糊糊地想，它衔着的橡树花环中央有铁十字勋章。
硝烟似乎还没有沉淀进泥土中，昔日的普鲁士，如今的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已经厌倦死亡了。
1987年，西柏林举办摇滚演唱会，纪念柏林建城750周年。
演唱会就设在柏林墙边，高音喇叭和无法屏蔽的信号传过3.6米高的墙。许多东柏林的年轻人爬上烟囱和树梢，遥遥眺望。
等到处理好阿尔弗雷德的心血来潮、亚瑟突如其来的醉酒和弗朗西斯有理有据的怀疑后，路德维希已然疲惫至极。他把梳得一丝不苟的背头散下来，找了副金丝框平光眼镜戴上，逆着人群挤到墙边。西柏林的青少年们在冷战的阴影下成长，他们迷茫又麻木，热衷于在这面墙上作画，将它覆盖上斑斓彩色或者黑白的涂鸦，就是不要原本的灰。
路德维希最喜欢的涂鸦——或许称之为“画作”更恰当——是在勃兰登堡门前，3D手法，画的是蓝色矢车菊和漫漫的夏天。一眼看过去，不是被防御工事所阻隔的门。就好像只要不去触碰颜料在水泥上的堆积，便能碰触到柔和的夏风一样。
“west！”
忽然他听见基尔伯特的呼唤声，他以为是幻听，不敢去理会。这幅画左起第十三朵花是瑕疵，不知是谁砸了一道缝，大概一手宽。路德维希怔怔盯着看。
然后他看见基尔伯特在那一端朝他眨眼。他穿着东德士兵的制服，袖子有点短了，露出一截白生生的手腕。
“west，你能接的着吗？”基尔伯特问，他递过来一支蓝矢车菊，蕊心还沾着冰凉的露水。路德维希颇为急切地去取，结果有一片花瓣被蹭掉了，落在谁的手指都无法够到的砖缝里。
“哥哥——”
路德维希喊他。他没有回应，跟在巡逻队队尾走了。
光从裂隙中进来，短暂地停留片刻，又离开了。
一年后，东柏林也举办了摇滚演唱会，歌手唱到第十二首时停了下来。“我来这里为你们表演音乐，心中带着期盼。”万众瞩目下，他说，“终有一天所有的栅栏都会消失。”
掌声如潮，山呼海啸。
1989年11月9日深夜，柏林墙倒塌。人们蜂拥而过，大笑，拥抱，陌生人也像失散多年的旧友，窗台上光是蜡烛就点得灯火通明。
路德维希艰难地在勃兰登堡门下找到了基尔伯特。铁网刚刚挪走，大理石上有一道暗红的锈迹。
久别重逢，贝什米特兄弟在古老的德意志之心下面拥抱。骨中之骨，血中之血，他的哥哥，他的west。
“哥哥，十一月已经没有矢车菊开花了。”路德维希说，少见地微笑起来，夜色不浓，所以基尔伯特能看见他脸红了，“我可以还给你一支玫瑰吗？”
